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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不说其中历经的风风雨雨，总之到上个世纪初，景德寺的香火已经萧条。1937年日寇入侵常州之后，庙里的方丈带着手下的几个徒弟向南方逃命去了，一路仓皇。景德寺就像被丈夫遗弃的乡下女人，一夜憔悴。有乘火打劫者在月黑风高之夜把庙门卸了扛回家劈成柴火塞进灶膛，这时候的寺庙已经像一个掉光了牙的老太婆在风雨中飘摇。偶尔有几只瘦的皮包骨头的老鼠从结满蛛网的窗纸间寻觅进去，不久又饿着肚子出来，发出“吱吱”两声，除此之外，只剩下空荡荡的风声了。

而春天年年来临。1939年的雪化了以后，人们惊讶地发现庙前的空地上竟然辟出几垄菜地来，傍晚时分，人们竟然听到庙里传来阵阵读书声。宗教意义上的景德寺已经倒塌，它以后的名字叫做新园初级农业学校。我们不妨记录下这两个开创者的名字：杨锡类、杨木者。他们都是举人之后，地方有识之士。文化教育这个字眼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，一旦需要，他们便成了地方教育的开拓者。时南京已经沦陷，周遭的乡下成了最好的避难所。还能读书，这就真是个的好地方了。诗人余光中那年14岁，跟着父母从南京避难到常州外婆家，在新园度过了两年中学时光。半个世纪之后，诗人从台湾回母校讲学，在讲台上热泪盈眶。不知道是面对学校旧貌新颜的激动，还是因为步履辗转的沧桑。

好景不长，鬼子的铁蹄践踏了整个苏南。很难再上课了，学生们干脆寄宿到了学校，白天参加劳动，到了晚上才能偷偷把书从秘密的角落取出来，一字一顿地读，一笔一画地写。穿越时空，你所能看到的是一群单薄的长衫，一群瘦削的背影，在昏暗的油灯下漫卷诗书，泪水迷了后人的眼。

学校几经改名，校舍几经翻修。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寺庙的轮廓都已经拆除。从此不复有人记得，在这个今天叫做前黄中学的位置上，曾经是常州的第二大寺院，景德寺。而与此同时，东门的天宁寺却日益兴旺。哪怕是在破坏深重的文革年代，它都作为江南佛教丛林完好的保存了下来。而景德寺的教育却中途折戟！学校一度停课，许多老师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，用知识分子的肩膀来承担农林重活。这样的盛衰荣枯也分明有些悲哀了。在一次夏麦抢收中，数学老师周伯弘从早晨到傍晚一直在田间弯腰刈麦，突然眼前一黑，整个人向前倒去，锋利的麦芒刺向了他的双眼。后来几次手术，最后却仍然阻挡不了视力的退减。当视线逐渐暗淡，人生却是如此坚挺，周老师最后进入了江苏省第一批特级教师的行列，当1990年老先生从讲台上退下来的时候，他已经难以看清楚对面熟人的面容。退休之后，老先生经常会在校园里面散散步，闲时弄弄诗词书法，对人生不感慨，不后悔，似乎也不沧桑，这是才是真正奉献的人生。

今天行走在前黄中学的校园里，岁月似乎已经淡去了历史与往事。唯一剩下到今天的，就是广场上的一口老井，两株银杏。老大老大的银杏树：它们春天枝繁叶茂，秋天硕果累累，夏天给人以巨大的荫庇，冬天给人以不屈的屹立。生命力正强，仿佛一切刚刚开始。就是在这二十多年的青春年华里面，前黄中学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展示出来，并一跃成为苏南教育的传奇明星。从省重点到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，从省模范学校到省文明单位，从这所学校走出的人才就像银杏枝头的叶子一茬一茬，不可计数了。

这一切当然和那些勤勤恳恳的教育者付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然而这种说法似乎并不深入本质。太多的人为此付出了心血。1997年，香港李海根先生慷慨捐资百万，建造了介眉艺术馆；同年，台湾汤锦文先生捐赠百万，建造教学楼锦文馆。汤先生是个很朴素的老人，捐赠那天，陪同他来的是在大陆的子女，都是很普通的农村百姓。汤先生也不富裕，那一百万元是他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，他全部捐献了出来。他说自己老了，不如捐给家乡的教育事业吧。

在前黄这块教育沃土之上，筚路蓝缕者有之，兢兢业业者有之，慷慨解囊者有之，——教育，国家之事业也。回顾六十年岁月，风雨的坍塌，岁月的沉浮并没有使之沉沦，这似乎应证了这句话：为国为民，香火鼎盛。

那鲜为人知的前黄校史 千年渊源--香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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