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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校地处农村，环境优美，是读书的好地方。校长杨木者热心教育，办学有方，聘请了一批从城市逃难下乡来的思想开明、知识渊博、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来校任教。他们不但传授知识给我们，而且教育我们怎样做人。通过三年的传道授业解惑，我们学到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知识，为我们后来升学就业奠定了基础。抗战胜利，杨木者离开新园调任武进县中校长，邓慧芳、戴奂辰、李天行、丁婉如等老师去省常中任教。我班毕业后有近20人考上了当时的公办学校如省常中、省苏中、苏工专、苏女师、苏美专、省立太仓师范、县立武进师范和洛社乡村师范等等，不少同学学有所成，成为专家、学者、教授、工程师、画家等。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。一些没有机会升学的同学也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，有的被评为劳动模范，有的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有的被评为优秀教师……深受党和人民的赞许。遗憾的是，当年教我们的老师，如今都已离开了我们，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、举手投足还时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全是他们的辛勤教育与培养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，他们的精神和业绩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。

在母校的三年生活中，学校里体育活动非常活跃，特别是我们班的start篮球队，每到课外活动时，经常与兄弟班级特别与简师老大哥开展篮球友谊比赛，观看的同学在球场四周站得满满的，每投进一只球，就会博得围观同学的热烈鼓掌喝采，这种激动人心的竞赛场面虽然过去了近60年，但每当我们同学相聚时，还常常谈起这些令人难忘的往事。

但最使我难忘的还是教日语集体交白卷的事。当时学校处在日伪统治之下，过着受惊担怕的学习生活。学校原先开设的外语课是每周四节英语，在初二时校方又每周增设二节日语课，同学们都有反感，不愿受这奴化教育，但迫于无奈，只好学几句常用口语以备日寇的检查。

在一个晚秋的周日下午，我随身带着一本英语书准备返校，刚出家门不远，突然从洋龙坝上窜出20来个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，我随即把英语书藏在禾好的稻棵下面，跟着农民们禾起稻来。鬼子见我年龄虽小可长得较高，又穿着长衫，要我引路到张家桥。我用新园中学的校徽给他们看，并再三用日语对他们说：“滑答古西滑，新园求轧苦，生笃头四……”意思是说我是新园中学的学生，可鬼子就是不让我上学，叫我坐在张家桥桥垛旁，左右各坐一个全副武装的鬼子，时而问我些似懂非懂的事，直到太阳快要下山时，母亲和姨娘冒着危险赶来，我才脱离了虎口。第二天同学们知道了这件事认为学日语也无用，并你一言，我一语痛斥日寇横行霸道，烧杀枪掠的罪行。

日语期中考试了，同学们相互串连，准备交白卷。日语老师发下了试卷，在这寂静肃穆的气氛中，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，我以眼神暗示和勾通了同学。当我刚站起来交卷时，同学齐刷刷地也站了起来把卷子交到了讲台上。日语老师面对这无声的反抗，只好无奈地望着大家。事后日语老师将此事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，而学校领导却没有认真地查处这件事，只是敷衍搪塞一下，含糊其辞地过去了。这充分说明学校领导是开明的，暗中与新四军是有默契的，难怪乎当时人们把新园看作是一所“赤化学校”。开设日语课，不是领导的本意，只是当时形势所迫，同学们为有这样的领导感到欣慰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但此情此境我们还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，永生难忘。

再说说毕业后的事吧：1945年夏，我初中毕业，9月考取了省常中，学生食宿自理，但我们学习自觉刻苦，竞争非常激烈，入学时200余人，到毕业剩下不到一半。学校每学期总要让一批成绩差的退学，再招收一些优秀的插班生补充。并以英语成绩分成甲乙丙丁四班，每学期再按成绩调班（毕业时为三班）。我们新园一同考进的荣清、立其、俊茂、乃中、祖恩和我共6人，有4人分在甲班。在3年攻读中，我们一直在原班组，而且都以较好成绩毕业，这与母校老师辛苦教学是分不开的。更可喜的是从新园应聘到省中的邓慧芬等4位老师，他们对我们这些新园同学更为关心，尤其是邓慧芬老师，在我举目无亲的情况下，象慈母般的关心爱护我，让我终身难忘。她是一位深受同学爱戴的好教师，在省中执教到80年代退休。她退休后，我与外地来常的同学曾去她家里看望过多次。

48年高中毕业，时值解放战争胜利前夕，国民党统治区形势紧张，物价暴涨，我因家庭经济困难未去考大学，便与家乡的地下党取得联系，到寨桥乡莘村小学任教，晚上秘密地翻印散发“北平和平解放”等传单，并参加了地下团。解放后，组织上安排我在丁公庙小学、灵台中心校任校长。1956年结业于江苏教师进修学院，分配在上店中学任教，“文革”后调至南夏墅中学。在几十年的中学教育生涯中，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班主任。我在1983年退休，并留用至1991年底，92年改办离休。